二级传播理论的创立者,二级传播理论的创立者是谁

作者:胡翼青 郭静

二级传播理论的创立者,二级传播理论的创立者是谁

全媒体传播技术体系以及互联网生态建设,正在构成传播理论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中国传播理论正迎来重要的转型期。

  居间性与媒介本体论

  从传播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媒介在大众传播理论中的地位非常有限。在大众传播理论创立后的近一个世纪,除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极少数学者外,大多数传播学者都只是将媒介看作一个透明中立的传播渠道,或者干脆看作一个实体性的组织。即使麦克卢汉在1964年后的十多年间,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媒介的重要性,也并没有引发西方传播学主流理论的重视,相反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还被污蔑为技术决定论者,他们的理论也一度被看作异端邪说。因此,媒介视角的提出,可以被看作一次传播理论范式的转型。

  传播理论范式转型的背后有许多推手,但首要推手来自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转型。在西方传统的传播理论中,媒介的主要作用只是充当内容文本的载体,大众传媒被理解为信息生产和发布的上层建筑,产生的也只是一些功能性的社会效果,比如信息传递功能或娱乐功能,其影响社会的行动力非常有限。然而,随着通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与之相关的各种技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嵌入、组织和型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关涉人的存在而不是受众需求和媒介功能的问题了。有学者谈道,媒介决定着我们的现状,不论是受其影响,抑或要避其影响,都值得剖析。可以这么说,媒介已经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人已经不能完全脱离它们而存在了,人们的生活被置于这些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座驾之上。媒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成性和型构社会的行动力,其重要性和力量的彰显使研究者们不得不正视被内容长期掩盖的媒介界面及其背后的基础设施技术体系。

  当然,媒介行动力的彰显也使传播学者意识到,媒介不仅是一种表征,也不仅是一种实体,更是一种非表征的抽象存在。在见到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运作方式之后,大家才真正理解了存在主义所提出的“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的真正含义,因为媒介的本质确实不在媒介实体本身。媒介就像是空间、时间、关系或者权力那样,并非实存,而只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因此,研究者开始接受作为隐喻的“媒介”观念,就像人们在康德引导下接受作为隐喻的空间、时空的观念一样。可以说,以隐喻的方式来看待媒介,这是传播理论迈进的一大步,使传播学有可能脱离功能主义的市侩气去拥抱属于传播理论的“第一哲学”。

  媒介作为一种隐喻,最容易让人接受的表述就是媒介居间性或中间性,且居间性也是媒介的本质特征之一。有学者认为,在缺席与在场、远与近、存在与灵魂的“中间”,存在着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种媒介关系。居间,意味着关系的生成。媒介通过“居间”的方式将自己所联结的元素转化为媒介物,并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生成了某种向度的世界。当媒介征用媒介物而成为媒介技术体系时,它已经将与之关联的元素转化或者同化为自己的组成部分,从而创造出一个可见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本身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只是在这个世界中,处于“居间”的媒介物通常是透明不见的。

  因此,“居间”本身是具有行动性的。这就让研究者开始质疑曾经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方存在论(主客体二元论)的合法性。到底是不是存在着天然的主体和客体,还是说主体和客体本身都是被生成出来的?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天然的主体是什么?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生成性的力量是什么,它为什么能把主客体的关系生成出来,这种力量所构成的存在论又该如何理解?在对这些问题的不断追问中,一种新的存在论——姑且可以称为“媒介本体论”被设想出来,它反对天然主体的存在以及主客体二元关系,也反对将主体作为分析世界的中心和起点,而是以媒介的“居间”为起点,强调媒介的联结性和生成性,生成了以某种方式运作的世界。媒介本体论将媒介的“居间”理解为一种本体,是借助媒介概念而进行的存在论思考。

  在西方主客体二元论和身心二元论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是表征事物以供主体判断、表征身体以供心灵判断的工具,它是实体性的、静默的和客观的。传播主体使用传播工具进行传播,与其他社会行为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因此,传播研究不可能在主客体二元论的视角中获得自己的“第一哲学”。而媒介本体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不仅意味着传播理论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方法成为可能,也意味着传播理论可能会发生一次重要的“媒介哲学转向”。对此,有学者评价说,也许哲学的未来不过就是一种媒介哲学。当媒介理论具有“第一哲学”的潜质时,我国传播理论也将有新的发展与创新。

  从媒介本体论到媒介认识论

  媒介的居间性不仅可以指向“第一哲学”,也同样可以指向一种全新的传播认识论。在媒介运用的具体实践中,必然有人或物处于“居间”的位置,从而成为这一“居间”位置的代理,这便是媒介物。任何人和物都可以充当媒介物,但前提是它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能代理居间性,事实上,媒介的居间性之所以能够转化为世界的生成性,与媒介物的代理有关。处于不同“居间”位置的代理人或代理物之间的耦合,构成了整个世界。可以说,媒介与媒介物的关系就类似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需要通过媒介物去理解媒介,但任何媒介物都不能完全呈现居间性的媒介。不同的媒介物,通过其生成性所形成的媒介生态,都有其独特的偏向。因此,从追问媒介走向追问媒介物,意味着从“第一哲学”走向一种非表征主义的认识论。

  媒介物质性研究是近些年来我国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其关注的是不同媒介物在代理“居间”时形成了何种媒介生态、生成了何种社会关系,研究的是物与人的主客体间性乃至多重物质间的客体间性。当然,物质性的焦点并非媒介物本身。我国部分学者在对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主要理论、方法论路径、学术渊源进行梳理后提出:由于媒介概念的“中间性”和“中介”指向,以及传播概念的广泛包含性,使得媒介物质性研究与大多数物质性研究的分支领域都有所关联,物质文化研究、物的实在本体论、关系本体论、技术哲学等都为媒介物质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养分。一方面,这些研究对物质和商品文化的探讨十分深刻且广博,对媒介物质性研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媒介和媒介物成为物质性研究的一部分以后,物质性研究的内涵也得到了有益的扩展。

  媒介物质性研究以媒介本体论指导下的认识论为视角,是一种非表征主义的媒介认识论。因此,其具有两个研究的前提。其一,聚焦媒介物在生成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和生态。有学者谈道,媒介物任何一个部分都具有多重连接,它通过这些连接运行,处于变化之中,如此媒介物便能被看作一种形态,而不单单是一个对象而已。在这里,媒介物的关系和生态并不是静止的、结构性的,而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与媒介环境学理论提出的静止的、结构性的媒介环境是不同的。与西方传播理论不同,我国一部分媒介物质性研究强调世界在媒介物体系中生成,而不是建构社会的多种力量之一。

  其二,研究对象是媒介物,而不是一般的物或技术物,且这个物质必须具有媒介性,必须能代理居间性。如果说万物只有处于“居间”的位置才能成为媒介这一判断相对比较好理解的话,那么媒介物与一般技术物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棘手了。德国媒介学者克莱默尔(Sybille Kr?覿mer)从角色扮演的差异这个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传媒与工具和机器不同,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而技术的传媒却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新的经验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然而,这个回答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从媒介性的角度去分析二者的差别。因此,黄旦经常谈道,当我们在讨论媒介考古学、媒介地理学的问题时,只看到各种具体的媒介物,媒介却消失不见。许多媒介研究并没有建构一种全新思考媒介的方式,也没有清晰的媒介思维建立“媒介”。很多传播学者已经意识到这将成为媒介认识论的一个难点。此外,研究者也应该认识到,当物质性成为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时,若只看到物质而完全无视内容本身,只关注媒介的物质性向度,将媒介等同于一切物的集合,物质性就会成为一个空泛的指称,导致传播学丧失自身的独特气质和学科视角。

  不同的媒介物生成的媒介生态,具有其偏向性。非表征主义的媒介认识论既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也可以在生态与关系网络中展开,既可以进行新的秩序建构,也可以尝试进行权力批判。因此,媒介考古学、媒介地理学、媒介生态学、媒介社会学以及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媒介认识论的分支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于媒介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正迅速地成长起来。

  中国当下的媒介研究

  近十年来,以美国传播学为代表的西方传播理论体系,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西方传播学高度关注新闻内容的表征,并以此为起点建立了以传播效果为核心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然而,互联网媒介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人们对传播学基本问题的反思,重新理解媒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突破口,媒介视角的兴起成为中国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与中国在通信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以及媒体深度融合实践息息相关。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笔者将文献来源限定为2013—2022年间的CSSCI期刊,以“媒介研究”或“媒介技术”作为检索主题,“媒介”作为文献摘要必含词汇进行检索,共获得991篇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了媒介化、媒介物、媒介性、基础设施媒介、人工智能媒介、媒介物质性、具身性等围绕媒介的新名词,成为我国传播理论的关键词。十多年前,笔者在整理传播理论关键词时发现,该学术领域独有的关键词不过100个,但不到十年,传播理论关键词就不下200个了,这也说明传播学研究领域因媒介视角的兴起而发生了深刻变化。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在《2005—2006年度的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反映了传播理论的学术自觉,这表现在多元理论体系建构和方法论探讨、学科建设追问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等方面,突出了媒介视角、跨文化传播等研究热点。

  从2010年起,以喻国明、彭兰、胡泳为代表的新媒体研究者已经就媒体融合技术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2015年,以戴宇辰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开始深入讨论“媒介化”的问题,媒介成为当代中国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从2018年起,传播学界开始接受用隐喻的视角理解媒介,黄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刘海龙、孙玮等学者就媒介具身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2019年以后,以曾国华、吴璟薇、张磊、章戈浩、唐海江、袁艳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开始以不同视角对媒介的物质性和基础设施媒介展开全面研究。更可喜的是,一批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已经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自主的媒介理论研究正走向繁荣。

  对中国传播学的展望

  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繁荣,意味着一个学科理论化水平和思想的成熟度,意味着其具有了自身独立的学科视角。长期以来,以政策学研究和应用研究为旨归的中国传播学,正处于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但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一些充斥着实体主义观念的研究者,看到媒介物研究就会联想到把某物拿来当作媒介研究,看到媒介性就会想到媒介的功能与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媒介研究的严肃性。相比于此,媒介研究的短板所带来的挑战可能更加棘手。

  首先是人的问题。受到技术哲学的影响,媒介本体论和媒介认识论在“人”的问题上鲜有笔墨,因而容易被指责为技术决定论。这一方面与从事媒介研究的研究者认为人的主体性是被召唤出来的这种看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指责者本人的本质主义观念有关。其实,媒介本体论也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对媒介物的反思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反思关心的仍是人的境况。研究者通过对媒介物的反思来观察人的境况,不过,这种观察目前还较少。因此,从对媒介物的研究走向关注人民的主体性,将成为未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方向。

  其次是表征主义的挑战。传播学研究的早期理论,无论是美国实证主义,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均聚焦于媒介的表征性,容易陷入主观的阐释,因此这两种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唯心主义。然而,西方传播理论似乎又显得过于激进了,有些矫枉过正。从麦克卢汉开始,媒介理论似乎一直想把表征的问题“踢”出研究的框架,而去研究非表象的媒介。可问题是,作为呈现面的媒介,如果失去了表征,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独特价值,这也是西方媒介技术学派无法分清媒介物与技术物差别的根本原因。而我们认为,媒介的表征不同于一般技术物,它营造了内在的时空,可以让用户参与其中,用生命时间重行媒介时间,这是媒介物不同于一般技术物的根本所在。如果只研究作为技术的媒介物,而无视媒介物的呈现性,那么媒介研究确实可以说是“不见媒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表征与非表征的两个体系是不能轻易二分的。如何将内容研究、内容生产体系研究纳入传播理论,也成为我国传播学者需要反思的问题。

  最后是关于隐喻的问题。对媒介问题的高度抽象,只能依赖隐喻的方法。隐喻可以帮助我们通达抽象的意义空间。可问题是,隐喻是一种并不可靠的研究逻辑,存在着解释上的不确定性。如何以隐喻的方式与表征主义者尤其是媒介实体主义者进行对话,这些抽象的观点是否能够引发传播学界的认同和共识,也值得研究者们反思。从现有研究来看,隐喻引发了创造力,但更多的是学者们“自说自话”,且处于不太容易交流与对话的局面。

  因此,在看到媒介视角给传播学研究带来机遇的同时,研究者也需反思媒介视角下传播理论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的传播理论范式创新应超越技术和媒介二元中介“变量”,以开放的视野回到人民的主体性上来。中国传播学者应紧跟国家和时代发展步伐,基于既有的研究成果,从中国实际出发,围绕问题导向和实践标准,构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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