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大学学报投稿要求_!齐齐哈尔大学学报投稿经验

文|尼古拉的书房

编辑|尼古拉的书房

对于中世纪西欧历史研究来说,鼠疫(黑死病)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

鼠疫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冲击了原有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使教会学说不再令人深信不疑,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本文以意大利为空间框架,讨论其在应对鼠疫时所诞生的应对机制及其社会形态的改变

 

丧葬规定及其他

由于死去的人太多,锡耶纳市政当局强制执行了有关葬礼的法令

起初,当局规定无论死者的社会地位如何,一旦死于瘟疫,都要立即用棺材将之埋葬:只有星期天才可以鸣响丧钟和做弥撒,而且死去之人只能简单将按照死者或家属的意愿埋葬,此外可以点燃少许的蜡烛

此时期的法律禁止除直系亲属以外的其他人在悼念队伍中身穿黑色衣服;不得私下或公开举行葬礼仪式后的聚会

与之类似,皮斯托亚颁布法令,要求死者的尸体不得被带出他们死时所处的房子,除非他们被用绳子绑在棺材中:棺材还要钉牢,并被盖上帷幔、被单或布,如此,则“气味就不会散发出来”

为了让市政官员能够对此监督,皮斯托亚教堂的管理者必须在尸体运进教堂时通知行政长官,告诉他们死者的名字和死时居住的地方:为了避免尸体散发出恶臭,每个坟墓都应该挖到两个半手臂深的地方。

如果有人违反规定,都要罚款10便士;任何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或地位如何都不得将尸体带进城内,无论是否装入棺材,都要罚款25便士。

后来,法律变得更加严格,规定:不允许人们身穿黑色衣服,也不得敲响丧钟,只允许两名家人参加葬礼;不得敲响丧钟。

这或许是因为丧钟会给人们带来压抑的感觉,毕竟听到钟声频繁地敲响,无论是死亡还是葬礼,都是一种令人悲伤的噪音

另外,送葬队伍永远不会散去,除了黑色以外没有任何颜色可见,钟声敲响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如果不加以控制,城市将会成为真正的墓地,成为一座死者的城市

城市的规定也得到了医生们的赞同。医生们认为,在瘟疫肆虐的时代想象死亡和恐惧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恐惧只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好处

同时,减少葬礼人数可以防止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而传播疾病

皮斯托亚规定:参加葬礼的任何人都不得陪同死者或其亲属到葬礼举行地即教堂门口以外的地方,也不得回到死者居住的房屋,或在葬礼后前往任何其他房屋所在地,否则罚款10便士

当有人去世时,除死者的儿女、兄弟姐妹及其孙辈外,任何人不得擅自将任何礼物送到死者家中,不得在葬礼之后访问死者的家,或在那里用餐,否则处以25便士的罚款。

为了避免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除死者的妻子外,任何人不得在哀悼期或接下来的八天内穿新衣服,否则处以25便士的罚款。

为了使钟声不致让病人感到不适或害怕,皮斯托亚大教堂钟楼的管理人员不允许在葬礼上敲响任何钟声,其他任何人也不得在此类场合敲响任何钟声,否则罚款10便士。

任何人不得为在皮斯托亚外死去的人哀悼或哭泣,不得召集死者亲属和配偶以外的人,不得敲钟或用哭声等手段邀请城市里的其他人参加聚会(若死者是1骑士、法官和医生的话则不适用),否则每个参加者要罚款25便士。

1430年,佛罗伦萨政府决定向穷人提供救济金

洛伦佐里多尔菲认为,“穷人的处境非常糟糕,因为他们什么也挣不到,将来他们的收入会更少……”。

安东尼奥亚历桑德里同样认为,考虑到许多公民的贫困,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上帝的义务,即向穷人分发救济品……同时,佛罗伦萨还决定要保护那些离开城市的人们的财产

由于“城市中大量的市民因为躲避瘟疫而逃离了城市”,佛罗伦萨当局担心城市中那些没有离开的“下层阶级”小团体会像不前的“梳毛工起义”一样煽动人们暴动,所以当局雇佣了士兵和弓箭手来保护民众的财产

15世纪中叶,威尼斯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保护离城居民的房屋和财产。相关规定有:必须有城市的看守人,否则会发生许多危险和不便。

须恢复16艘船的巡逻小队,每艘四人,都要装备有武器:第一年是八艘船,然后是12艘船,待春季恢复至16艘船;夏季酷热的时候,如果有人在船上睡觉,他将会被处以罚款。

此外,雇佣额外的16人在里阿尔托附近的商店监视昂贵的商品,以防止犯罪行为发生。

当瘟疫在意大利城市肆虐时,城市当局发现本城的劳动者数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城市运作的需要

随着城市人口的减少,平均薪资开始大幅上升。为此,在1348年9月5日和1350年10月7日,锡耶纳两次颁布劳动法,以应对此种情形的发生。

一方面,当局希望限制劳动者的流动性,抑制他们对高工资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通过有吸引力的条件,来吸引新的移民补充劳动力。

无独有偶。1350年,奥尔维托承诺给予所有在该市或内陆地区定居的人以充分的公民权利,而不必缴纳任何税款或服10年的兵役。

其他城市也通过缩短学徒时间来鼓励定居者,例如降低对手工业或贸易者的年龄要求,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至于那些社会需求量较大的专业人士,如医生、药剂师和公证员,则可以获得极高的工资和津贴,如免除租金或免除行会学徒费用等待遇。

为了吸引劳动力,锡耶纳曾引进“外乡人”(非锡耶纳人)来补充他们的劳动力队伍。

他们甚至与外乡人签订相当于佃农协议的协议,而根据协议,地主须提供土地、工具和种子,而租户则提供劳动力。

承租人可以为自己种植一些作物,待收成之后,地主和承租人可以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式分享出售经济作物的利润

在瘟疫期间,如何识别感染者的身份也是当局考虑的问题。

从16世纪开始大多数遭受瘟疫的欧洲城市的街道上,都出现了三种明显的瘟疫标记

托斯卡纳,起初瘟疫感染者的房屋前门上要么有一个写着“上帝保佑我们”的红十字,要么有一根10英尺高的柱子,柱子上挂着一根稻草,竖在门前。

例如,1521年,城市当局就采用了与圣安东尼有关的T型十字架,并用蓝色或白色画在了前门之上。

 

1563年和1568年,这些标志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而神职人员的任务,则正是确保这些标志每天早上都能出现。

1578年,当局选择了更为简单的标志,即“一张大纸,上面印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圆圈,圆圈长一英尺,宽两英寸,中间印着上帝怜悯我们的字样”。

毫无疑问,这诸种措施,都印证了意大利世俗政府在应对瘟疫时的所思所想

而他们的所思所想,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意大利的社会样貌,而此时期的瘟疫应对机制及可能的医疗卫生建设,就是该种样貌的重要体现之一。

城市不同主体的应对

正如罗伯特戈特弗里德所说:黑死病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旧有医疗体系的崩溃和现代医疗体系的兴起

当然,正如前文所示,在面对鼠疫时,教会、民众以及城市当局三个主体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但异中有同的是,他们都为抗击鼠疫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面对瘟疫,教会的反应是一方面履行宗教义务,为教徒送上临终关怀和带领教徒祈祷游行。

另一方面则通过有罪说,希望教徒们更加虔诚地对待上帝和教会。

民众的反应则是一个略带转变的过程,即由深信到怀疑再到自省。人们开始思考教会是否能够带领他们摆脱瘟疫。

在反思中,鞭答者运动、比安奇运动、排犹运动、圣物(像)运动就悄然复兴

这四种运动虽然内容不同,但都蕴含了一种时人希望自救的心理

而城市当局的反应,在现代人看来又包含着一丝理性与进步

尽管由于政体原因各城市的独立性较强,但在疫情期间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互借鉴、加强合作,例如发行通行证、共同颁布隔离措施等。

不论是制定公共卫生法律,还是实行隔离制度与设立隔离医院,这些举措在当今社会应对流行病时依然发挥着作用,具有了跨时空的意义

教会、民众和城市当局在面对瘟疫时的应对既有分殊,也有相通之处

例如,三个群体在面对瘟疫时的反应,都包含着信仰成分的存在。

鞭答者运动、比安奇运动和圣像(物)崇拜,实质上还是受了基督信仰的影响。

人们通过鞭答自己,通过身着白衣游行,通过向圣徒祈祷,目的都是为了减轻上帝的“责罚”,以此来避免被传染。

城市当局由于认为妓女有伤风化而对其进行驱逐,实质上也透露出基督信仰中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观

其次,三个群体均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盖伦等人的传统医学观念

教会的医学奉盖伦等人的著作为经典。民间医生建议人们通过合理饮食和放血疗法来保持体液平衡,体现了传统医学中的“体液说”

城市当局制定卫生立法来清新城市环境,体现了其认为腐败空气会导致疾病传播的观念。

参考文献

[1]高阳:《黑死病的医学社会史研究》《与黑死病同在》评介,《医疗社会史研究》,2016年第1辑第1期。

[2]高建红:《试论黑死病对西方医学发展的影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3]郭少琼:《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救济》,《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4]李化成:《14世纪西欧黑死病疫情防控中的知识、机制与社会》,《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524609750@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ochil.com/1091.html